德國是世界上最早建立智庫的國家之一。按照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發布的《2014年全球智庫報告》的統計數據，德國目前擁有194家智庫，從智庫數量上看位列全球第四。
根據德國智庫研究學者馬丁·圖內爾特（martinthunert）的分類，德國智庫主要分為學術型智庫、合同型智庫、宣傳型智庫以及政黨智庫等，其中接受公共財政資金資助的學術型智庫占德國智庫的絕大多數。美國智庫文化中存在的智庫與政府之間的“旋轉門”現象在德國并不多見，更常見的是智庫與大學之間的雙向交流。德國外交政策協會（dgap）研究員約瑟夫·布拉姆爾（josefbraml）的研究數據表明，60%的德國智庫沒有特定的意識形態烙印，而是堅持學術研究的方法和準則。這一切決定德國智庫的評估體制學術色彩濃厚，常見的評估模式是內部評估和外部評估相結合，外部評估多委托第三方專門負責評估的機構進行，采取同行專家評審的流程。具有代表性的是德國科學委員會、德國萊布尼茨學會以及德國聯邦審計署的評估體系等。此外，一些私營企業咨詢機構以及審計機構也會接受委托參與評估?？傮w而言，德國智庫的評估體制具有四個方面的特點。
評估信息公開、透明。德國智庫的評估堅持公開、透明的原則。借助智庫以及評估機構的官方網站可以查詢到與評估相關的信息，這其中包括評估人員的組成、評估細則、評估報告、評估建議以及落實情況等。創立于1957年的德國科學委員會目前是歐洲最大的學術政策咨詢機構，在其官網的“出版物”一欄，可以查閱1980年以來該機構負責的評估方面的詳細資料。再以德國政黨智庫——阿登納基金會（adenauer-stiftung）為例，該基金會從上個世紀70年代就開始對其發展援助的合作項目開展評估，經過幾十年的經驗積累，贏得了較高的認可度。基金會設有專門的評估部，評估一般邀請外部專家進行，評估部同時也監督評估建議的執行。阿登納基金會官網的“基金會概況”板塊專門設有“成效監督”一欄，詳細地介紹基金會如何對相關工作的成效展開監督。
定量評估和定性評估相結合。量化指標在評估中的重要性毋庸置疑。然而，僅僅采取量化的標準不足以保證質量，這是因為，首先，一些量化指標在達到一定的值以后其邊際效益會遞減。其次，德國智庫接受公共財政資金資助的比例非常高，資助方以及公眾有權了解智庫的哪些措施和項目具備可持續性。所以德國智庫的評估主要采取定量評估和定性評估相結合的原則，使用社會科學通行的科研方法，如統計分析、問卷調查、訪談以及文獻計量分析等。需要指出的是，定性評估的細則并非千篇一律、按照一個統一的標準進行，而是根據不同的評估對象進行調整，定期更新。
以剛剛結束新一輪評估的德國學術型智庫——德國全球及區域研究中心（giga）為例，該智庫是德國萊布尼茨學會成員，一般最遲每隔七年接受一次評估。評估分兩階段進行，第一個階段為學術評估階段，被評估機構首先按照規定的格式上交書面評估資料。接下來一個重要的環節是為期兩天的現場評估。2014年9月，由11名國內外專家組成的專家委員會到訪德國全球及區域研究中心，與該中心的領導以及工作人員展開座談，并聽取被評估機構合作方代表的意見。評估的標準既有包含例如出版物的數量、合作大學的數量、第三方資金的額度以及女性研究人員所占比例等在內的定量指標，還包括對該智庫下屬的四個研究所的研究重點，該智庫主辦的雜志在國內外學術界享有的聲譽，該智庫與政府機構，國際組織以及媒體的互動溝通以及對學術接班人的培養等質的分析。專家委員會綜合各項指標后擬定專家評估報告。第二階段為決策表態階段，萊布尼茨學會理事會在專家評估報告書的基礎上出臺對被評估機構的決策表態。
專家評估與決策表態相分離。專家給出的評估報告固然重要，但是德國評估機構最終的決策表態并不完全照搬專家的評估意見。
以德國科學委員會為例，該機構在對相關智庫進行評估時遵循同行專家評估與決策表態相分離的兩階段原則。首先，科學委員會下設的評估委員會指定專家組成評估小組，小組成員多是評估領域的知名學者。這些同行專家評估的結果公布之后不能在接下去的評估過程中再做更改。在評估程序啟動前，專家評估小組就被清晰地告知不從決策角度對被評估的機構進行評價或對其未來發展進行表態。如果專家評估小組的主席本人不是相關委員會的成員，他（她）一般會被邀請參加后續的評估委員會以及科學委員會的咨詢會。隨后，評估委員會在閱讀同行專家提交的評估報告以及聽取評估委托方的建議之后進行決策表態。評估委員會的這一決策表態往往兼顧方方面面的考量，不一定完全復制專家的評估意見。此外，被評估機構甚至可以在決策表態發布前和評估機構進行有限的互動，例如被評估機構如對專家委員會擬定的評估報告有疑義，可以提交申訴報告等。當然，一旦最終的決策表態與同行專家的評估結果相背離時，需提前進行較大力度的論證。
以評估促發展。德國評估機構在出臺評估報告的同時也會提出修改建議，持續跟蹤建議的落實情況，評估的整個過程同時也是促進智庫良性發展的過程。這也使得德國智庫并不將評估本身看作是目的，也不僅僅將評估看作是聯邦財政制度要求的一個監督手段，而是將評估看作是戰略決策的助力器，更好地從理念上推動工作。
例如，阿登納基金會就在其官網中專門指出：從方法的角度來看，評估是一個要求很高的工作。尤其是政治教育以及咨詢工作方面尚未形成“學術王道”（意指通往學術至高目標的最佳道路），所以評估是一個挑戰，一個學習的過程。為此，阿登納基金會評估部定期舉辦評估培訓，強化評估的輔助性特征。目前在其官網上能夠閱讀并下載三期由阿登納基金會歐洲和國際合作部出版的題為“從評估中學習”的報告，分別針對2006—2007、2008—2009以及2010—2011年度的評估結果及其落實情況。
以評估促發展不僅有利于各智庫的可持續發展，同時也利于德國智庫資源的合理化配置。圖內爾特在題為“德國的智庫——政界的顧問？”一文中專門指出評估給德國智庫帶來的變化：評估委員會給出的大部分建議被相關的機構予以采納，例如聯邦政府資助的一些重要的外交和安全政策研究所按照建議合并至德國國際政策與安全研究所（swp，又名德國科學與政治基金會）。整合之后的德國國際政策與安全研究所實力愈來愈雄厚，迄今已發展成為歐洲最大的外交和安全政策領域的智庫。
需要說明的是，德國智庫現行的評估體制也面臨諸多挑戰。
智庫概念內涵豐富，國內外學術界迄今未能就其概念的明確定義達成一致。德國全球及區域研究中心亞洲研究所主任帕瑞克·克勒納（patrickköllner）就曾指出，智庫概念屬性的數量和智庫概念涵蓋的機構數量成反比關系。智庫概念的模糊性以及智庫群體的多樣性導致評估的難度加大，智庫評估制度需要持續不斷的調整和完善。
智庫有別于學術機構，其目的在于影響政府決策，不應發展成為“象牙塔”，而應保持和社會各行各業的互動。對智庫的評估也不應該僅僅停留在學術層面，而應進行多維度的考察。由于學術型智庫在德國占主力，德國現行的評估體制更看重對智庫學術影響力的考察，存在一定的不足。1956年創辦的科爾伯基金會（körberstiftung）就是典型的代表。這家由德國企業家科爾伯創建的私人基金會長期以來將與亞洲的對話作為其工作重心之一，在國際政策領域具有一定的影響力。2014年3月29日，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曾應該基金會的邀請，在柏林發表重要演講，闡述中國和平發展道路和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科爾伯董事會副主席克勞斯·韋邁爾（klauswehmeier）曾闡述他對于評估的看法，韋邁爾并不看重外部評估，認為基金會通過提交邀請到的國內外名人清單（如基辛格、索羅斯、默克爾等）就能進行自我評估。對智庫影響力的判斷也是智庫評估的一個重要方面，而如何對智庫影響力進行合理客觀的評估，不僅是德國智庫，同時也是世界各國智庫亟待解答的問題。
評估是20世紀70年代以英美為代表的西方國家興起的“新公共管理”運動的產物，該運動奉行的理念是經濟、效率和效益。作為洪堡學術自由思想的誕生地，德國有許多學者對“新公共管理”運動持懷疑態度。批評者認為評估不僅是對學者缺乏信任的表現，更是對學術自由的桎梏。德國智庫現行的評估體制是否與學術自由理念相沖突？二者的關系又該如何協調？德國智庫評估體制的建設任重道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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